1981年7月18日上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，77岁的邓小平迎来了57岁的查良镛，也就是金庸。两个人此前从未正式见面，却早已通过文字彼此了解。一个长期主持国家大政，一个在香港办报写作，身份不同，关注的却都是中国的前途。
金庸创办《明报》后，除了连载武侠小说，也持续撰写社评。特殊时期，他曾在报纸上批评一些社会乱象，并对邓小平的遭遇表示关注。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撤职后，金庸仍判断他不会就此退出政治舞台。
这种判断并非出于私人交往，而是来自对邓小平性格和能力的认识。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，明确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，金庸对此持肯定态度。他认为，国家能否改善民生，经济发展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关。
邓小平也知道《明报》的文章。金庸的观点并不总与内地一致，有些批评甚至相当尖锐，但邓小平并没有因此拒绝了解他。对一位领导人而言，能否容纳不同意见，本身就是政治判断力的一部分。
1981年前后，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，如何向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华人说明内地的新变化，成为一项重要任务。金庸熟悉传统文化，在华人社会拥有较大影响，又长期关心中国统一问题，因此被视为合适的沟通对象。
接到访问邀请后，金庸提出，希望能当面拜访邓小平。邓小平在报告上批示：“愿意见见查先生。”这句话很简短，却说明他并不把金庸只看作一名小说家，而是看作一个有独立判断、能够影响舆论的人。
会面安排并非没有波折。有关部门审查材料时，注意到金庸的婚姻经历和政治言论可能引发争议。他与朱玫共同创业多年，后来婚姻关系发生变化，社会舆论曾对此有过激烈议论。若将这些私人问题带入正式会见，确实容易让工作人员感到为难。
更复杂的是金庸的政治立场。他的父亲查枢卿在1951年被处决，这段家庭遭遇长期影响着他的看法。1973年，他访问台湾，与蒋介石、蒋经国方面有接触，还到过金门，回港后发表了相关见闻。工作人员担心，他在会见邓小平后仍可能发表不同意见。
意见送到邓小平那里，他没有回避问题，只是作了区分：“个人感情是个人的事，政治上的东西也是个人自由。”随后又说：“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直。”这不是对争议的否认，而是把私人生活、言论自由与国家交往分开处理。
1981年7月18日，邓小平在福建厅门口等候金庸。见面后，他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子，先谈起对方的小说。金庸也没有把会面变成单纯的礼节性拜访，两人很快进入实质话题。
金庸谈到邓小平的职务安排，认为以他的功绩，担任更高职务并非难事。邓小平回答：“名嘛，我已经有了，不需要更多的了。”当时的邓小平已年近七旬，仍承担繁重工作，对名位的态度显得十分清楚。
谈到《明报》社评时，邓小平说：“大部分同意，小部分不同意。”接着，他点明两人的共同处：“我们都爱国，都希望中国统一和强大。”这句话，正是整场会谈的核心。
金庸关心统一，但他认为统一不能只靠政治口号，还要靠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。邓小平对此表示认同，指出经济建设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础。两人的分歧没有消失，却在更大的共同目标下找到了交汇点。
会谈中也触及金庸父亲的问题。对这段历史，邓小平希望他能够向前看。金庸没有继续纠缠，只说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算了吧。”他承认，个人命运往往与时代环境纠缠在一起，许多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恩怨。
这次谈话持续时间不短，内容涉及文学、经济、统一以及国际关系。邓小平没有要求金庸改变立场，金庸也没有因为受到接见就放弃独立表达。两人真正建立的，并不是上下级关系，而是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相互理解。
会见消息播出后，在海内外引起关注。此后，金庸继续以自己的方式观察和介绍内地变化。1995年，他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，参与香港回归前的重要工作。1997年香港回归时，邓小平已经去世，未能亲眼见到这一时刻。
那次福建厅里的谈话，留下的并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而是一个清晰判断：立场可以有差异，意见可以不相同，但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的关切，足以让两个相隔多年、素未谋面的人坐到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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